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建设******

　　“十四五”期间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建设是重要的理论与实践命题，也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稳住农业基本盘、破局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2022年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依靠科技和改革双轮驱动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数字技术和平台深度嵌入农业农村发展各领域，以数字创新驱动乡村振兴，重构农村经济发展模式、治理体系、生活方式，能够不断解放农村生产力，优化生产关系，提高生产效率，提升乡村治理效能，补齐农业农村发展短板，促进农民增收致富，满足其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提升数字包容水平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数字乡村建设工作，自2018年开始已出台系列政策，为数字乡村发展强化了顶层设计。2022年出台的《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年）》进一步对当前数字乡村发展目标、重点任务等进行了战略部署。据北京大学发布的《县域数字乡村（2020）研究报告》，当前我国数字乡村建设开局良好，基础设施建设、乡村数字经济、乡村数字治理和数字生活各方面都有较快发展。我国行政村“村村通宽带”全面实现，农村地区互联网基础设施进一步改善，数据资源和采集体系、天地空一体化观测体系、农业农村云平台等基础设施建设均在稳步推进。数字技术和平台与农村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加速融合，持续推进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转型。智慧农业、农村电商、数字文旅等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为农村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数字化治理平台在农村基层治理和公共服务中广泛应用，营造出更加便利宜居的乡村人居环境。但总体上，数字乡村建设仍然呈现东部发展水平较高、中部次之、东北和西部发展滞后的格局。

　　互联网技术应用虽然能够提供均等的受益机会，但使用者从中的获益未必是均等的。数字接入、数字资源、数字素养、数字参与等方面的差异，会导致数字使用结果的差异，不同群体、地区、城乡之间存在获取数字红利的差异，即数字鸿沟。我国城市互联网普及率远高于农村，2022年我国互联网普及率为74.4%，农村地区仅为58.8%。虽然当前乡村数字基础设施的地域差距在不断缩小，但更显著的差距则体现在乡村经济数字化和乡村治理数字化方面，这主要是受到区域经济发展和城镇化发展差异的影响。数字技术的应用与维护成本高昂，可能与小农户（尤其是老年农户）实际生产需求和劳动力资本不匹配，从而加剧农业企业、大型农场与小农户之间的数字鸿沟。小农户因资金、数字素养、数字技能、风险承担能力等方面的不足，叠加老龄化因素，使数字就绪程度不高。其数字信息利用方式与其他群体存在差异，因此导致数字利用结果差异。这些数字劣势使数字乡村建设主体呈现非均衡的参与行为，极有可能使小农户在数字经济发展中逐渐边缘化，从而出现系统性社会排斥和数字鸿沟，进一步扩大收入差距，加剧社会阶层分化。

　　加快推进乡村建设

　　通过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振兴，既要以数字创新驱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和转型，又要不断弥合数字鸿沟，推进数字包容，使所有群体都能够积极参与到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共享数字红利，实现物质富裕、精神富裕、生态富裕。在实践层面如何实现数字包容？一般认为可通过改善信息技术（ICT）接入来弥合数字接入鸿沟，即改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宽带、网络终端等互联网设施设备的普及率。随着互联网基础设施的进一步普及，ICT接入机会趋于均等，数字鸿沟的内涵进一步深化。相关主体数字资源禀赋或资产存量、数字技能和参与行为等方面的差异，及其导致的参与结果差异也被考虑在内，即存在数字使用鸿沟和数字结果鸿沟。对于数字经济参与主体而言，其自身所具备的资源禀赋，例如信息、知识、技能、产品、服务、时间等“僵化”的资产组合，可通过互联网技术运用和互联网市场交易被激活，通过互联网平台的连通性产生乘数效应。率先掌握“流量”密码，实现互联网资产资本化的群体更能够从数字经济发展中获益。例如，农村电商、农产品网络直播、短视频营销等为农村地区特色产业发展、农民增收致富注入了新动能。

　　第一，强化“数字准备”。可以考虑将数字包容纳入数字中国战略，在政策制定中着重考虑农村居民的数字可负担性、数字可获得性、数字能力及其公平性，建立健全相关政策体系。进一步加强乡村数字网络、数字平台、数字服务的接入性、连通性，有效提升乡村网络硬件设施质量，扩大5G、千兆光网、物联网覆盖面，保证信号质量。尤为重要的是，将数字乡村建设融入新型城镇化战略，从而有效降低网络建设、维护成本。通过财政补贴、市场竞价等方式，或与农村金融普惠、精准扶贫等政策相结合，给予相应的数字设备或物资帮扶、补贴、费用减免等，进一步减轻网络接入的经济负担。

　　第二，提升“数字就绪度”。帮助群众建立互联网思维方式，从知识、技能和态度方面提升数字能力和自我效能，激发其参与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积极性和自信心，使其具有与数字时代动态适配的能力。因此，需要普及农村数字教育，针对不同特征的群体开展多元化、多层次、多渠道的数字教育。加强信息技术课程教学，开设编程课；开展数字技能教育或者职业教育，使新型农民的职业技能与市场数字化转型的需求相匹配。提供简易、易懂的互联网产品服务指南或课程，社区可开展老年人辅导培训，使其能适应社交、医疗、社保、金融及其他政务村务等方面的数字化转型。广泛开展各类型的农村在线教育，鼓励农民灵活运用互联网自主学习，提高其信息获取能力和信息运用能力，提升其数字安全性和隐私保护意识。

　　第三，推进“数字参与”。旨在构建涵盖经济发展、基层治理、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多元化数字生态系统，通过数字创新与制度创新，在各领域实现数字技术对参与者的数字赋能，推进价值共创和共享，弥合数字鸿沟。这就要求以数字创新激活农村农民发展的积极性，驱动城乡之间要素自由流动；提升数字技术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渗透率；有序推进农业三大体系数字化转型，通过数字技术推广、扩散以及新型经营主体培育，带动小农户与数字农业体系有效衔接。以电商商业模式创新驱动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推进城市农村产品、服务的双向流动，有效连接小农户和大市场，解决两个“一公里”问题。以平台聚合有效整合数字资源，提升不同群体之间的数据连通性，提升基层数字治理效率。鼓励和推动企业的包容性创新，提供优质低价、便捷、无障碍、适老化、安全的数字产品和服务。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浙江树人学院管理学院）

台当局九条禁令激怒港澳人士，评论称彻底暴露民进党当局真面目******

　　【环球时报特约记者 张若】民进党当局发布所谓的“港澳居民不得从事活动一览表”，列出九项港澳居民在台湾不得从事的活动，包括不得参加游行以及不得接受媒体邀请发表意见等，引发巨大争议和强烈批评。

　　据香港《东方日报》5日报道，台湾“移民署”近日发布“港澳居民不得从事活动一览表”，港澳居民不得从事的九项活动包括不得参加选举造势活动或助选活动，不得参加游行、抗争等政治性质公众活动；不得进入军事防务地区、实验室、生物科技、研发或其他重要单位；不得到各军事基地、要塞堡垒窥视、拍照或摄影等。其他还包括不得从事违反社会风俗或危害社会秩序的行为；不得未经许可工作，包括模特作秀或短期契约工；不得接受媒体邀请访问等。港媒注意到，公告没有写明法律依据、罚则和“港澳居民”的定义，不知道是仅限于在台停留的入境人士，还是包括在台湾持有居留身份的港澳人士。换言之，旅行观光可能同受影响。

　　台湾陆委会称，相关公告属“误植”，“移民署”已移除该页面，不得从事的非法活动目前仍在讨论中，将供港澳居民参考。台湾政治大学法律学系副教授廖元豪质疑该公告的法律依据，称“没有法律效力，但有恐吓效果”。他说，“你把游行、接受媒体邀请，跟卖淫、军事的东西放在一起”，可能会引发在台居留港澳人士的寒蝉效应。香港理工大学学者陈伟强表示，台当局此举十分荒谬，文件的流出并非偶然，而是试水温，测试香港人的反应。

　　香港2019年爆发“修例风波”后，民进党当局不断炒作“大批港人移民台湾”。根据台“移民署”数据，2021年有11173名港人获得居留许可，比2020年增加360人；1685名港人获得定居许可，“居留和定居许可人数均打破历史纪录”。但《东方日报》直言，从上述数字可以看出，真正获得定居许可的比例并不高。与此同时，民进党当局还不断提高港人移民门槛。2020年8月，台“内政部”增设条文，列明如果申请者为现任或曾任大陆行政、军事、党务或其他公务机构，以及大陆在港澳投资的机构或新闻媒体职员时，台当局将不准其居留许可。2021年6月，台湾规定18岁以上港澳永久居民填写材料时，须填写是否“现(曾)于香港或澳门政府部门任职，宣誓或签署声明拥护基本法、效忠港澳政府”，同时申报毕业后所有工作经历，而非过去那样只填写近10年经历。

　　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陈勇表示，不少台湾政客在香港“修例风波”期间声援暴徒，却对随后前往台湾发展的港人进行诸多限制，甚至不提供基本保障，如今又出台所谓的“九不得”政策，是将港人视为“炮灰”，为达自己的政治目的不择手段。他希望香港市民擦亮双眼，避免被别有用心的政客利用。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黄国说，台当局炮制“九不得”明显敌视港人，好像港人去台湾就是做间谍。香港法学交流基金会副主席傅健慈认为，台湾当局炮制的“九不得”措施引起坊间批评后又赶忙将公告“下架”，是“作贼心虚”，显然发现有关规定欠缺法律基础、事实和理据支持，更不符合人权的普遍标准。

　　有媒体披露，不少港人因为移居台湾后的生活“不如预期”，选择回流香港。有评论5日称，香港爆发“修例风波”之际，民进党当局摆出一副关心、支持运动的姿态，蔡英文多次声称“与港人在一起”。一时间一些港人信以为真，把台湾视为“乐土”，甚至不惜冒险潜逃。然而，任何骗子都逃不过时间的检验，所谓“九不得”彻底暴露民进党当局的真面目，彻底击碎部分港人对台湾一厢情愿的幻想。（环球时报）